新变,推动粤剧的延续和发展
 
2006-06-30
 

        古人有言:“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兴也。”文化的积累与文化的变异,无疑是需要时间的见证与检验的。粤剧关乎其上,有自身演进的历史进程,那么,粤剧的延续和发展,显然离不开新变的命题,也必然与当下的文化选择与文化发展息息相关,这不仅是如何发展、转化以及重构这一传统戏剧的问题,同样是关于文化选择的态度以及文化规范的建设等策略制定的问题。
        所以,这一学理持证的观点应该引起重视———“理性的文化规范的择定,是确定正确的文化建设方针、原则的关键。所谓的理性文化规范的择定,意味着在文化选择过程中的价值尺度的确定,既不受制于时间(是历史文化传统还是现实文化传统),也不受制于空间(是本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它只依循着一条尺度:即它是否有利,是否适合于民族迈向现代文明的大局。”①就这样的视角来研讨粤剧的前景与走向,离不开两方面的支点,其一是,正视人类文明正处在历史的交叉点上,正发生着世界性的结构变化,这一变化最明显的结果之一,便是导致了全球性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正经受着新的价值重构。②其二是,中国越是走向现代化,其文化价值体系的封闭性就越是被打破,开放性的加强,就意味着与世界文化价值取向保持一致性的适应度得到了强化。按照卡普兰的“文化优势法则”对这一文化规律所作的总结,他认为:“从特殊优势论,一种文化或类型将通过加强其适应性确立自己在一个特殊环境里的地位,它是作为最能有效地利用那一环境的类型而生成的;从一般优势论,一种文化的发展则必须具有对更大范围里各类环境的更强的适应能力。”③
        粤剧作为岭南文化的一种象征,体现并反映着岭南文化特色的艺术门类,具有独特的地域性、民间性、历史性及艺术特性,其坚实的历史基础与丰厚的文化基础足以构成其文化优势,所以,就粤剧的特殊优势而言,经过长期的融汇、吸纳、创新等不断的探索和发展,所具有的民间艺术根基,使粤剧具备了超越时间与历史筛选的能量,在岭南的各个历史时期段,在多种文化的冲击碰撞中依然保持了本色与特质,且增强了自身的兼容性、互补性与创新性,更有助于其博采众长、各擅其胜,在艺术之林中翘首。就粤剧的一般优势来说,作为传统的戏剧,在现代社会却发挥着寄托民族情感的使命作用,一直以来以其独有的艺术功能,维系、联络、感化着粤族乡邻,亦无可置疑地承担着衍传岭南文化意蕴的功用,无论海内外或世界各地,凡有粤族华人足迹所及之处,凡习粤语识粤音之人之地,便有粤剧的踪影,其分布面之广、受影响之众,无其他同类艺术品种能出其右,粤剧别具一格地拥有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如此,在现代文化格局中,重新对粤剧现存价值进行定位,对粤剧现有优劣再作审视,对粤剧的本质加以确证,对粤剧的发展走向给予认定,在内容与形式的艺术层面上,以新变作为轴心,促动粤剧的推陈出新、发扬光大,使粤剧在延续中流传,在流传中发展,在发展中再度焕发新的艺术光彩,就变得刻不容缓,且显得意义攸关了。

        一、粤剧———存在的要素

        适逢文化转化,必然面临着一个关键的问题:否定、扬弃、新变。作为传统戏剧,粤剧亦必然遭遇这样的追问:在文化新世纪中,粤剧将何去何从?粤剧的存在还有什么更重大的价值与更充分的理由?如何确证自身的安身立命之本?在文学,尤其是美术已经质疑与挑战传统的当下,粤剧有没有这种必要。那么,粤剧是否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命运相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和历史个性将始终发挥自我组织的作用,直至矛盾、冲突、撞击、适应、吸收、融化、整合、同化中最后突变出新的文化价值体系。”④故此,对粤剧重作认定与确证就变得十分必要,既是对观念的澄清,亦是对现状的确认。
        1. 传统的力量 
        思考探索粤剧的历史,与思考探索粤剧在新世纪流变中的振兴,显然是当下粤剧延续与发展最具魅力,同时亦最富于挑战的课题。
        粤剧的传统力量,无疑是由时间经验成就累积起来的,在众声喧哗多元文化并存的现实中,必须对粤剧传统的内涵进行重估、擦亮、放大,以确证这些业已成为经典的艺术力量,以关注其在具体语境、社会文化脉络中的具体影响、作用与意义,这样,有助于在“历史过程”和“历史背景”中来更好地把握粤剧。“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写道:‘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因此,历史与现实的不断对话,即跨越时空的精神之旅,不仅使我们对历史有更多的了解,而且使我们对现实,也就是对自身的‘存在’有更深的认识。”⑤虽说对粤剧的形成时间及源流关系各有持证,而自清光绪中叶出现“粤剧”这一名称以来,粤剧不但经历了“量”的变化,同样也经历了“质”的变化,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点:一是粤剧的影响面,有越来越多的人围拢或加入粤剧界,不仅添加了活力,而且积聚了力量;二是重视戏剧的社会作用,倡导粤剧改革,强化了戏剧的教化功能,既为粤剧的新变发展开了先河,亦为粤剧注入了生机,加强了粤剧的戏剧责任意识,从而提升了自身的社会存在价值。正因这样,以近代粤剧历史为例,才有了李文茂抗清及粤剧中兴这一段,以及粤剧改良及五四前后这一段,这些改良新变以及日渐扩张的影响,才使粤剧在不断的根本性的变化中,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地方剧种,赢得了“南国红豆”的称誉。⑥
        2. 没有流失的观众
        自20世纪的新时期以来,文化模式经历了快速的结构变化或者重组进程,它带来了意识形态边界的模糊,在改变了很多陈旧的界线的同时,也扩展了很多的秩序,于是,判断与选择的尺度与理由有了很大的可变性,虽说大多数人在物质生活方面显然是更加舒适了,可是在意识形态,如社会文化层面与个人文化行为方面,却并不见得有更多的自主性和自由度。⑦所以,就粤剧而言,面临多元文化交汇所带来的矛盾、冲击、突围、变异,更多是围绕着表层、围绕着形式、围绕着并不规范的市场调控而着力,而非围绕着粤剧的本质建构、围绕着关于粤剧新变的革命性来进行。
        于是,这样的质疑是显然的:在这样的文化新世纪中,粤剧会零落吗?粤剧的氛围功效应从何说起?
        粤剧作为岭南文化的一种艺术传达方式,对其的倾向性,是基于根深蒂固的文化认同,如同血脉衍传过程的痕迹与烙印。“从经验中提取意义,并赋予形式和秩序,显然如同人们更为熟悉的生物学需求那样真实和紧迫。”⑧在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粤剧成了粤族同人乡音互通、情性互达的一条纽带,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着,作为一种民族情结,以这种吹拉弹唱的艺术方式来寄寓、来发抒,在这个意义上,粤剧所同化与汇聚的,与其说是乡音乡情的宣泄,毋宁说是对本土文化的精神寄存,作为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粤剧所具有的这一文化优势与文化特征,是别的剧种所没有或无法企及的,既是古老的艺术,又成了现实中民族情感的归栖地,这种交融性,无疑是粤剧具有恒久生命力的根系所在。
        就这一视角而言,粤剧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意义和惯例显然都是社会地建构和历史地变化的,正如文化学家威廉斯在《文化分析》一书里所指出的:“某一文化成员对其生活方式必然有一种独特的经验,这种经验是不可替代的。由于历史或地域的原因置身于这种文化之外,不具备这种经验的人,只能获得对这种文化的一种不完整或抽象的理解。”⑨所以,粤剧是与文化底色及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的,没有岭南文化的敷设,没有粤人情性的认同与取舍,粤剧就不会具有此等柔韧与充沛的生命力。虽说,文化的多元共存已不断地把对艺术的倾向与选择进行着切割和细化,使得粤剧的范围与圈子不断地受着冲击与分化,而同时,也可视作是进一步的净化和筛选。也由是,与文化与生活相关联的这一地方剧种,必然成为某一族群的最后选择,是源出于血脉情性的文化认同。如此看来,只要粤剧作为一门艺术没有萎缩,那么粤剧就不会零落,出于情性投契的观众就不会流失,这毕竟与时尚的追风逐星有所不同,在艺术的天地里,粤剧就会依然拥有自己的一方天空、一种世界。 
        3. 城市化进程的状态
        城市化的进程,必然在传统艺术的现存境况中被敏感地反映出来,一方面,古老与新生代是一种质的背逆,另一方面,传统与现代是一种矛盾,作为源自意识形态的分化,不是简单的融汇综合就能调衡的。
        城市化作为现代化转换的一种方式,对传统模式构成了自然而然的冲击,当众多的新的文化元素被当作前沿的现代的东西进驻城市,被置换的首当其冲的是旧的和传统的文化样式,粤剧在城市境遇的下滑,似乎出自众多的因素,也似乎成为了事实,陈旧与老化侵蚀着粤剧整个行业的肌体:剧目老化、演绎艺术老化、观念老化、观众老化、市场经营方式老化……
        遗忘总是属于城市,只有乡村才有记忆,与粤剧在城市的冷遇相较,在广大的乡镇粤剧却依然红火,虽说其真相是一种“非艺术性的繁荣”,而粤剧仍能启动的依然是民族情结,是属于传统情怀的那一环节,祭祀、庆典、宗族堂会、集市庙会……粤剧的古老模式与传统命题,与乡镇尚存留的民俗心理与文化期待契合着。究其本质,这种契合或者说是需要,是一种乡镇式的供求关系,而非真正意义上传达与接受的艺术关系,比如,粤剧表演模式中的喜庆热闹、观念意识,与传统沿袭的文化心理是同出一源的、是相佐相成的,彼此达成的倾向与共鸣是油然而生的,对此,城市化亦即现代化的走向,其具有的颠覆与反动所带来的震荡,对此还有点鞭长莫及。 
        面对这种来自粤剧境遇的分化和对峙,如何实现传统与现代的链接、传统与现代的兼容和进化,关乎的已不单纯是粤剧的延续与发展本身,而是整个相关行业的处境与出路。 

        二、传承与彰显:传统历史与文化营造

        从文艺地域学的视角出发,围绕着地理环境和文化生态圈的具体特点,以鲜明的地域文化意识,来把握和探讨粤剧,就会更具有一种认知上的自觉与深入,一方面,粤剧有自身传承的历史,另一方面,亦离不开岭南文化的影响与作用。 
        1. 岭南文化的一种表征
        粤剧作为植根于岭南大地的地方戏曲剧种,具有鲜明的岭南特色,作为一种艺术表征,则指认着岭南文化的特色。从承传看,粤剧与岭南文化同出一辙,具有广泛的兼容性与融汇性,对各交接的地方戏种,唯我所用,不拘一格,成就了自身众家杂成的优势,丰富多彩而又灵活变通。从发展看,创新与拓展取向,是岭南文化不断向前的动力,也是其从边缘态势而逐步问鼎主流所具有的活力,粤剧亦如是,敢于质疑,敢于挑战,亦才会敢于创新,才成就了几百年来粤剧不断创出新高的历史,只有这样,粤剧才会有充沛的能量保持常新的艺术生命力。从情态与方式看,岭南文化大众化与通俗化的路子,亦成全着粤剧拥有广大的社会面与影响面,从殿堂回归众生,使得粤剧的生命力得以延续、得以扩散。从地方特色看,粤剧的风貌情趣无不契合着岭南的风情俚俗,粤人情韵、粤式营生、粤地风貌便有了艺术再现的可能性。所以,粤剧就是岭南文化的一种艺术再现。
        2. 关于粤剧的自觉意识
        正因为粤剧与岭南文化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粤剧立足于本土化发展的走向显然是确凿无疑的,需要廓清的问题是,粤剧的存在和发展,是源于自身的需要,还是源于社会文化的需要,抑或是两者联手的合力。在这种需求的前提之下,必须自律的,一便是在需求(比如政治的、主流文化的、宣传层面的、拿奖的或是安身立命的种种需要)与艺术之间求得平衡中的发展,不要因种种政治或功利的需要而损伤艺术;二便是警惕营造脱离现实与受众的象牙塔艺术,或是标榜软弱的没有现实力量的艺术至上,并以此作为冠冕堂皇的理由和逃避现实压力的借口。因此,如何具有现实立场与大众关怀意识,便成为粤剧振兴的自觉意识。
        这就关乎粤剧如何实现将传统与现实链接的本质问题,相对于其他艺术门类,如美术界存在着关于岭南画派的终结与后岭南画派建立的纷扰,文学面临众多思潮与功能转换的冲击,而粤剧遭逢的则相对单一和澄清,它的传统的本质不必受到质疑,它只需完善好自身再造光华的使命。传统与现实的链接,自身的新变,意义就在于如何借助艺术的表现,发掘与现实生存、心灵道行以及精神期待真切相关的东西。这无疑是任何时代艺术性的内在本质,假如粤剧没有这些更为内在的东西,仅依赖于表面形式的沿袭与翻新,那么它的吸引力更多的是移向眼睛而非心灵、而非情性的契合,而且最终这种表面的关注也会散失,比如关于粤剧《花月影》争议的焦点恐怕也源出于此,艺术选择的自主与自由,显然是不能游离于对粤剧自身价值体系的建立之外的。
        3. 振兴的姿态:打造品牌
        粤剧有所作为才会有所创新,良性的发展轨迹必然是不断向前,而非重走回头路的。不妨重温粤剧历史的经验总结,也就是如何达至影响面与社会作用力的双赢,这有利于摆正粤剧在社会中的位置。既要认清其艺术价值,同样要认清其社会价值,一方面要有策略完善粤剧的安身立命之本,另一方面亦要有相应的文化市场营造的攻略。
        与此相关,姿态与态度的选择,就是要断然拒绝那种廉价的泛粤剧倾向,不是简单地照搬传统流传下来的东西,这样的移用是没有更多的生命活力充盈其中的,而是力图在精神层面上,重振与建构粤剧本来意义的实质内涵,亦即富于新变、创新与创造的粤剧精神。
        石涛的名言依然掷地有声:“笔墨当随时代。”艺术发展应与时俱进便显得责无旁贷了。在传播形式的转型方面,粤剧已荡开了一方天空,除了传统的舞台,还新晋了广场的形式,尤其是具有相当潜力的电视传播,粤剧也占有了一席之地,如广东电视台的《粤韵风华》栏目与广州电视台的《南国红豆》栏目,在发扬光大这一传统剧种的身体力行上,已有相当务实的姿态。首当其冲的,便是如何在这方空间里,打造具有新的艺术吸引力的粤剧品牌,使得粤剧这传承的名牌焕发出新的艺术光彩。关键为:其一是,这种节目会给粤剧带来什么、会给受众带来什么?其二是,除了在粤剧的整体艺术上重温昔日的辉煌,有没有新晋的魅力、新晋的感染力、有没有新变的元素与后劲?其三是,粤剧与观众的鉴赏距离、与现实关联的疏密,是变化的还是停滞的,也就是说其艺术冲击力是单纯作为空置起来的传统剧种,还是有可能介入当下的现存生活?
        作为这一层面的设想,已经是消遣娱乐、插科打诨之外,对粤剧艺术本质的期待了。 

        三、新变:延续的必然性与发展的迫切性

        艺术是否具有生命力,也许只能是这样的选择,也就是在社会的变革当中,艺术必须有所突破,这种突破不仅有艺术技法,更有审美经验和创作观念。换句话说,社会的变迁与经济的发展,要求粤剧顺应时势作出新的思考。对粤剧所作的任何可行性的探讨,必须是以艺术作为前提,而且是作为首要的条件,不然,即使粤剧是作为民风民粹的面孔出现,在面对时间与受众转换的双重考验中,也不一定具备可依仗的更厚实的力量。
        1. 定位:粤剧文化与粤剧态度
        从艺术到文化氛围的形成,有一个过渡与完善的过程,粤剧从单纯的艺术,演进成一种颇有声势的文化,其影响力与作用力才会水到渠成。一方面,这涉及到传承的态度;另一方面,则涉及到传承的取向。就粤剧目前的态势大体而言,大多还囿于形式上的延续,日常的推进大多是没有变革与更新性的重复,而来自艺术新变上的有所作为还不能摆脱方方面面的困惑,这造成了粤剧面临的两难,即形式技巧上的承传沿袭,与创新变革精神的发扬光大,这两者如何谐和,如何互为因果,无疑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有必要澄清的是,粤剧文化并不是简单的市场文化,由票房、观众或者追捧的多寡来决定,也不是遣兴酬酢的娱乐方式,粤剧文化存在与延续的价值与意义,它的高扬处与底线,只能是以艺术为尺度,也只能是具有文化应有的内涵,亦即审美的感召力与对生活的再现力,如若不以此作为粤剧努力与取舍的方向,那么冠以传统命名的老本也是会坐吃山空,缺少了时风势态的烘托,境况绝对今不如昔。 
        所以,该选择何种粤剧态度便几近于立场问题,是视粤剧为陈旧过时的东西,还是某种适时点缀应景的东西,还是真正作为老树新芽的艺术来呵护、来发展经营,不同的态度自然就会有不同的取向,亦就有了不同的结果。所以,意欲有一种新的局面,有一种新的拓展,空谈与抱怨似乎都无济于事,还是要正本清源,回到问题的关键源头来着手解决。
        2. 新变:粤剧的必然命运
        新变,曾经被论证为岭南文化的一种精神,变则通,通则久,亦曾经是作为粤剧历史发展的经验总结。首先,这种新变意识和思想观念的解放息息相关,其次,这种新变意识还和是否具有批判精神相关联,究其文化渊源,一方面是“趋时”与“兴利”的价值追求,并视之为一种文化理想;另一方面是以变革求发展的朴素观念,如同当年风云人物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写下的:“大势所迫,非可瘀制,变亦变,不变亦变。”正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指出的:“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越远,它膨胀得越大。”⑩正是这种传统的文化精神得到了发扬光大,才使新时期的岭南文化具有了生命力和发散力,那么,对于粤剧而言,其完善与发展亦断离不开这种活力的激活。
        3. 发展与应对
        在新变的大前提下,粤剧的发展进程必然面临这样的追问:如何参与大时代变革的制作,如何加强表现当下的生活,增强时代气息;如何给艺术鉴赏带来更具活力的冲击。
        这大致呈现了几种走向:要么是让传统传下去,也就是说对传统严谨地承传,唯传统衣钵是举;要么是倾向折衷与融汇的做法,如同曾以“折衷中西、融汇古今”为法宝而崛起的岭南画派,这种文化折衷主义如何使粤剧新变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显然成为问题的重中之重;要么是带有彻底性的革命,没有更多边界与条框的限制,说是挑战也好创新也罢,要找到言之成理成据的依托还得假以时日的实践。
        综合这些不同的发展模式,已反映出这么些显而易见的缺陷,比如对艺术要求的下降,对技艺的疏忽,对某些新变口号有形无实的迷恋,或者是过于放纵的游戏态度,等等。比如关于粤剧中的谐剧,如何褪尽肤浅的幽默与调侃的痕迹;比如喜剧,如何避免小儿科的功德圆满皆大欢喜的程式,强化戏分与戏剧冲突;比如悲剧,如何变表层的揭露与讽刺为深入的批判,使粤剧从编剧开始,就着眼于怎样把对艺术的演绎推向极致。如果大部分的剧目总是停留在遣兴抒怀的分上,表演与欣赏都难以达到物我两忘的境地,那么,粤剧的发展离真正的艺术化之途还是尚有距离的。这同样存在着尖锐的两难:粤剧是跟造福粤剧观众有关?跟繁荣粤剧文化市场有关?还是跟粤剧的艺术追求有关?取向不一样,用功着力点与操作性可能就大有分歧了。粤剧是“创造”出来的还是“制造”出来的,是有所作为还是仅作为形式上的延续,创造终究是具有创意的新变,制造有可能就是一种复制或是流水线的生产,高低优劣的分野恐怕就在这里。比如,关于“都市粤剧”的提法不妨慎重,艺术毕竟是对生存本质具有丰富内涵的穿透,可以有题材关注点的侧重,是以表现反映城市生活为重还是别的,而非与城市相关的一连串时尚元素的拼贴,只有当粤剧真正属于艺术、属于传统的艺术范畴,那么它才有可能属于都市,并最终属于更广大的空间。
        4. 姿态:依托传统,面对现实
        显然,粤剧不像别的艺术品种那样,用前卫的概念与时尚的模式来“新建”,这也许比刻苦用功和开掘传统更富于哲学意识与艺术气息,但是,粤剧的当务之急是“重建”,割断了传统这条“脐带”,粤剧之所以为传统剧种的造血功能恐怕就难以为继了。无疑,粤剧不能消解对传统的承传,然而,又不能以敷衍的方式混迹于传统,使得在纷纭的现世中对粤剧的期待与希望一起失落,而必须面对现实,注入新的生存活力,使粤剧真正植根于现世的时代空间,创造出能回应那四百多年发展历程的再度光华。所以,顾颖在《艺术,在古典与现代之后》一文的这段话语重心长:“适时地反思一下真的是很有必要了:当古典之于当代日渐遥远而陌生,回眸一下遥远的晋唐之气宋元之风,置身于那青烟淡彩的山林野旷之中,会不会有助于洗涤现代、当代的烟火浮躁之气?潜心研究一下现代大师们的作品,鉴别一下真正的杰作与胡闹的戏谑,会不会让当代的眼光更为敏锐?站在古典和现代之后,我们应该对艺术的真谛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因此,在惶惶如恐不及中走过20世纪,我们是否可以在跨进新世纪的当口停一停,不那么急着去追赶什么、破坏什么和刻意地创造什么,而是静下心来想想,那些目前引领潮流的观念、手段在多大的程度上与我们的心灵相关,与我们的生活相关,与艺术的固着之地相关?我们又该向何处去寻找艺术生长的动力,该如何发出属于自己时代的声音?”{11}参阅于粤剧的新变,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只能是它的生存空间,也必须成为它的振兴之地,多元、综合、创新、健康———这是对粤剧的期待,也同样是粤剧的希望之路,既要对自身的艺术局限性具有超越的意识,也要对自身的价值体系重建有自觉的使命意识,自觉、行动、努力、新变、发展,必定会打造出粤剧新的风貌的,这只能是粤剧的本质,也是从事粤剧业的本分。 (  梁凤莲 )

(载于《广东文艺界百家艺谭》2004年5月总105期)

参考文献:
①陈继会:《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化精神》,314~32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
②司马云杰:《文化价值》,3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③(美)托马斯·哈定等:《文化与进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④雷颐:《经典与人生》,240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
⑤陈家正:《岭南文学史》,792~798页,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
⑥(英)伯尼斯·马丁:《当代社会与文化艺术》,4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⑦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⑧李权时:《岭南文化现代精神》,113~118页,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年。
⑨顾颖:《艺术,在古典与现代之后》,读书,2003,(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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