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巨匠肩膀
 
2006-06-30
 
 
        中国画于近百年里,总处于被否定、被批判的地位,清末民初被示为封建余孽,以不科学目之;20世纪50年代,整体俄化,取消中国画学科;“文革”年代破旧立新批黑画,传统中国画大多被没收销毁;80年代,“穷途末路”论;90年代“笔墨等于零”(也即色彩等于零,线条等于零,一切都虚无得很),要变革,要创造,怎么没出息地与祖宗过不去,总要非破旧才立新不可?不破旧就不能立新吗?西方的艺术传统的血脉从未断过,他们珍视着承传,宽容于古人,不用整体反传统、批判祖宗,创造却不断,而且这种创造都有传统血脉可承,能找到它发展的轨迹和不断的线,这是西方的智慧。他们的基点是站在“大师的肩膀上”攀登,从一代接一代的大师肩上爬上去,推动着艺术的发展与创造,刷新未来。我们正相反,一个个古代大师被否定,到了我们已经没有一个大师的肩上可站,见着的都是些小土堆、小山坡,我不知道这是愚蠢还是故意。这百年头,我们自己及老一辈张狂人物、极端人物出得不少,产生一批又一批“蚍蜉”式的口出大言大话的“英雄”,撼孔孟,批古人,闹翻案,把中国几千年历史包括艺术史翻转,搞弄得透底而一塌糊涂。百年捣弄,特别是“文革”,中国文化、艺术、学术几乎陷于灭顶之灾。看看20世纪这个世界性的极端时代,身处这样的恶劣环境,连吴冠中这样一位平和而受人尊敬的先生也说出“笔墨等于零”这样极端的话,有什么不难理解?我们重要的是明白了,自己去反省去改正。开放改革后,艺术才有一个正常的环境,才得重见元四家,明四家,清四僧,巨匠的艺术重又使“把古人踩在脚下”的我们一辈带来震撼与吃惊的感觉,我们看到与古人的心性、心智离得那么远,翘首张望这座座高峰,带给我们一种怵目惊心难以为继的痛苦,现在是古人把我们踩在脚下!捣弄了几十年,现在才终于明白,尴尬的我们又重新关注于母体,重新回到传统文化的怀抱里,接上那断了又断的线。
        朱学勤在“1998,自由主义言说”很对应我的思考:“从空间上说,他们(指西方)面对的历史过程是一个顺向自然的演化的过程,而我们却处于一个已经被逆向处理过的非自然过程再反拨过来的处境。打一个言不尽意的比喻,他们是站在那样一个厨房里,只须说明‘鱼是怎样熬成汤的’即可,而我们则站在这样一个厨房里,先要‘把一锅已经做坏了的汤还原为鱼’,然后再说其他。把汤还原为鱼,当然比把鱼做成汤困难十倍。”西方的艺术自然演进,他们的厨房也正在自然地做着各种鱼汤,而我们近百年的艺术激进主义越演越烈,汤已经做坏摆在那里,要接续自然演化过程,把坏汤变为鱼,无疑也是困难十倍,而且国人更多的还没有明白醒悟过来,明白那自然而然的艺术演化,明白中国的艺术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激进说、改造说、创造说,乃至搞群众性运动)为转移的。在广州美术馆九年,面对馆内上万件古代收藏,我得到不时观赏学习古代精品的机会,因而又明白于古代艺术家他们老画一片茅屋,一人独坐,空山鸟语,清泉石上的寂静与淡然。在俗世中寻找安宁的向往,对“物”役保持距离的高妙。他们此时此地的情怀,心结,是对人生、对社会的感应,寻觅升华,凝结成传统的人文精神。艺术不单是卖得好价钱那么简单。这几年我也正在做着把“坏汤还原为鱼”的厨房作业,接回以往丢失的人文传统,重新爬回古典大师脚下,再不去跟着一批一知半解的极端主义前辈去爬那些小山峰小土坡。能不能有站在大师肩膀上的幸运,已不是我辈之所想(先天不足,后天不良)。不过终于醒悟已经明白,不再盲目地上当受骗,接续回中国文化的浩瀚传统,才能延伸向大海。我更希望国人同行明白现今的美术也是一锅做坏了的汤,重新站回大师的肩膀上攀登,不单是美术大师,还有文化学术上的大师,重新接续那自然演化的过程,我们才能够有价值的高度,人文的高度。
        山水画中,我特别喜欢黄公望、王蒙、弘仁。他们清疏、洁淡,注重性灵,强调心灵自由,他们是抒发性灵的大师,在他们的艺术中,我们才又真正看到他们的心性、心智,理解古人与天地同化,自然而然,以求人格独立完善的精神高度。他们创造了适于表现人生情结和谐的艺术形象。可惜,在极端的意识形态下,我们上一辈简单面对,形而上学地审视东西方艺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否定中国文人画最根本的实质———人文精神。于是我们才有与他们的艺术精神、智慧、人格距离越拉越远的感觉,才有我们与巨匠们心灵无法对应沟通、理解、共鸣与古人心性相和谐的认知,丧失了古人的长期艺术经验和积累的高度以及对人生叩问,终极关怀的艺术精神的大智慧。站在大师的肩膀上攀登并不止在技术性、技巧性的表面功夫,更重要的是学术高度、智慧高度以及心性、心智所形成的人格精神高度。
        1985年画《百儒图》时乱翻书,翻到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越读越有同感,我与600年前的“封建余孽”有如此共鸣与厮磨,心绪也是怪怪的。董夫子言及“不为造物役”,我就慢慢体验理解,越理解越有滋味。处于现世汹涌澎湃的商品大潮中,艺术等于商品正成理直气壮,很多同行的终极只有一个———“卖得好价钱”。卖画当然理直气壮,然而,谁卖得多,谁卖得高,谁的艺术就有价值而流芳百世,与卖画多少论输赢的极端思潮就很形而上学,一切为商的怪理论结成诱惑,几乎使学界与非学界中人把持不住。其实这些年我们只片面地宣传商品画,画廊制度,拍卖行的行情,对于国外国家博物馆、美术馆这些收藏机构有别于商品化运作的报道太少,进入国家博物馆、美术馆的画家与进入画廊的画家的相互档次、等级区分的宣传太少,甚至等于零有关。结果是对艺术的又一次误导,以为钱就是一切。
        董其昌的“不为造物役”是文人画的精粹,他早就告诉我们,画家发达不发达与艺术的高度无关。重要的是艺术家的精神不要为名、利所奴役,包括对艺术及自身精神等等的役使,对得失、利害、荣辱、穷富、进退保持一种距离,有距离才美,这是我的理解。有了以上“不为”,就有与古人的心性、心智相对应、相对话的可能,不然继承中国画的人文精神,或要达到巨匠肩膀的高度,根本不在一个层次。这是物以类聚,人与群分,只有达到某一层次才有某一层次的对话与朋友。只有以巨匠们的“不为”才有他们艺术上的“有为”,这是辩证法。
        17世纪意大利的画家萨尔瓦多·洛萨有句相当出名的话:“我画画不是为了使自己富足,而是为满足自己,我必定乘兴方才动笔。”满足自己,其实是心灵的自由与平衡。把绘画变成谋生手段与历代的画工、画匠有何区别?在市场经济的物化下,艺术家无论是西方和东方,都是精神贵族的产物,概莫能外。
        自娱、自适、休闲、养性,把绘画变为心灵的平衡调节剂或遣兴寄情的安乐椅,是这几年我画画的哲学思考。
        受董其昌“不为造物役使”影响,我近几年画的一批画根本不起草稿,不构图,画到那里算到那里,慢慢地边画,边思考。回过头来看看古人,也是不起小稿不打草图。中国艺术传统有别于西方艺术的所谓不科学,其实妙绝也在这里。古人强调“成竹在胸”已立自信,规划已在腹中,边画边想,其实是一次心灵漫游。没有事先规范、计划,被草图、构图框死,人自由多了,恰如步进庭园,每一转步都有新的景致与兴致,即如登山,坐看枫林,徐步山间,歇于凉亭,闲庭信步于野草花丛之中,抬头看瀑布、飞鸟,怎的一个赏心悦目时刻,这是重视每一笔的绘画过程,而不重视结果的最现代创作态度,悠然得很。西方艺术是打好构图(现在我们的草图越画越细),已经有了结果,再在框子里漫步,在规范中规死自己,绘画容易流向机械式操作,绘画过程变为心性束缚,只是技术性的把握与伸展,他们或许有他们的道理。其实,能成功的也是跳出框框的人,像印象派,像凡·高、马蒂斯。中国文人画“不为物役”其实是不为“物”(包括对自己)的奴役与束缚,这其中包含个人的心灵自由的解衣般礴,自身的艺术当然也不为修束,对于草图、构图之类的束缚与文人画精神不合必摒弃之,这正是中国美术的高明之处。性灵之说就在这里,以上大概是我自己的一些所悟。
        画到今天,对于新旧、进退、利害、得失,已日渐淡化。五十而知天命,生命也续渐步进入这个过程,人体的各“机器”、“零件”开始也慢慢地老化、衰退,医生对我说:“五十岁后心血管已经开始堵塞,要吃药了。”俗世中,我们多快好省,力争上游,追逐什么哩?生命难道就“追逐”两字么?佛教有偈语曰“放下”,形容人的一生,像挑着两个箩筐在赶路,什么好处,好东西都往箩筐里放,结果越挑越重,只有放下,既为他人也为自己,人生的路程肩上减了负,才可能多少走远一些,比别人多觉悟一些。天下哪有什么好东西总会放到你箩筐上? (  卢延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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