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粤乐兴衰问题的探讨
 
2006-11-28
 
 
         1994年是粤乐(今本地也多随外省人称“广东音乐”)史上令粤乐界人士颇为振奋的一年。当年,广州市政府拨专款支持举办了有来自世界各地粤乐社团参加的规模盛大的羊城国际广东音乐节,同时还举行了有近百位海内外专家学者出席的粤乐学术研讨会。以这次重大活动为契机,又接连有多项旨在振兴粤乐的事件和措施出台。这主要是:《羊城晚报》两位资深记者为营造弘扬粤乐的社会舆论,通过深入调查和采访,在该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指出粤乐已衰落至“气若游丝、亟待抢救”;广州市文化局决定第四次上马组建粤乐专业乐团,并报市政府获准在广东音乐曲艺团属下挂牌成立广东音乐团;全国政协叶选平副主席以及由他领导的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采取两大措施扶持粤乐,其一是出资连续举办了三届粤乐创作评奖,重奖获奖作品,举办了一次“私伙局”(民间乐社)演奏比赛,其二是倡议建立了广东音乐基金,并带头注入一笔相当数目的资金……以上措施令人们深受鼓舞,满怀信心以为粤乐可以从此振兴,假以时日,粤乐当能重创辉煌。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994年振兴粤乐开了个好头,可惜后劲不继。1994年至今已有8年了,由于粤乐事业经费远不足实际的最低需求,故粤乐不可能取得重大突破和较明显的进展。广东音乐团名义上第四次挂牌重建,也很努力培养人才,但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数量和质量都未足以弥补已去世和已退休的粤乐家人数。该团至今仍没有专职指挥,没有专职创作员,也没有专职艺术科研人员,乐队是全团乐师的大凑合,没能建起一支专业粤乐乐队。省歌舞剧院下属的民族乐团,一直有两个热心弘扬粤乐并作出成绩的小组,近年情况也产生变化。以喉管演奏家陈添寿为首的小组,自陈添寿不幸突然去世,该组活动就大受影响,该组另两名主要成员,已退休或即将退休,陷入后继乏人的处境。另一个以高胡演奏家余其伟为首的小组,因业务发展遭到种种困难,令余其伟及他的几位最佳拍档决心离开民族乐团,把研究和弘扬粤乐的初衷随工作岗位的变动一起带进星海音乐学院。
         粤乐从1960年开始逐步走向衰落,现已达到为《羊城晚报》记者所说的“气若游丝”的境地。粤乐为什么会衰落,原因何在?粤乐的前景如何,能否振兴?这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本文仅就有关粤乐兴衰的若干问题一抒己见。

       是否把粤乐视作岭南艺术瑰宝

         粤剧、粤乐、岭南画派被称为岭南三大艺术瑰宝,这早已为岭南人士达成的共识,从没见有人对此有过质疑和否定。1953年,广州市文化局成立,孟波、丁波两位局长对弘扬地方优秀民族文化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在叶剑英、朱光等首长的支持下,为弘扬岭南画派而建立了广州美术馆,为弘扬粤剧而建立了广州粤剧工作团,为弘扬粤乐而建立了广东音乐研究组。此后,这三大岭南艺术瑰宝的命运和际遇就有很大差别,岭南画派境况最佳,粤剧的际论,总的来说也是好的,粤乐的命运却很是坎坷。
         粤乐在1953年至1959年的时间里,曾创下了历史上新的辉煌,只是在1960年以后才逐渐走向衰落。新中国建立初年,从中共华南分局到省、市的首长,不管其本人是否粤籍和是否钟爱粤乐,如叶剑英、陶铸、朱光、林西、孙乐宜等,都对粤乐给予关怀和扶持。叶剑英喜爱粤乐,会演奏扬琴和口琴,也能背得出好些粤乐曲子。抗日战争在延安时期,叶剑英任我军参谋长,只要有点闲暇时间,他喜欢邀约梁寒光、朱荣晖、李凌、周国瑾、李鹰航等粤籍音乐家到他的办公处或驻地演奏粤乐,他身边还有一个声音清脆悦耳的小铜钟,每当演奏《饿马摇铃》一曲,他就敲击这个小铜钟参加合奏。陶铸很关注粤乐事业,一次到外省公干,携回一对用漂亮盒子装着的工艺精美的高级演奏竹笛(广东称箫),并派秘书把竹笛送给粤乐团。林西、孙乐宜两位首长不是广东人,也不是分管文化方面,但他们却喜欢听粤乐演奏,并对粤乐事业给予关注和支持。1953年成立广东音乐研究组,正因为得到领导重视,各有关部门大开绿灯,故不仅能把散处于省、市不论国营或民营的各个艺术单位中的粤乐优秀人才顺利地调集一起,还能从香港引进易剑泉、刘天一、崔凌霄,从澳门引进莫启通,从上海调来陈德钜。集中了粤乐精英的广东音乐研究组(1956年挂牌成立广东民间音乐团),当年处于全国民乐的领先水平,全国有不少音乐院校及民乐团体,均曾派人前来取经学习。粤乐更曾被国家委派参加了一系列重大外事演出活动。1954年,中央组建中国艺术团出国访问演出,就抽调黄锦培、方汉、朱海、梁秋四位粤乐家参加,其足迹踏遍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该四位粤乐家还被指派到罗马尼亚参加第四届世界青年和平联欢节的民乐比赛获四等奖,奖项虽不高,但这是广东省在新中国建立后获得的首个国际艺术奖项。1959年,广东民间音乐团是首个以整团建制被国家派出国,到苏联、匈牙利两国访问演出。该团也是首个进入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厅演奏的中国音乐团体。中国驻苏使馆也曾为该团举行专场音乐会,招待世界各国驻苏使领馆的官员。1960年和1963年,随同周恩来总理先后出访缅甸、日本的中国艺术团也抽调了粤胡(今也多称高胡)演奏家刘天一、粤曲唱家何紫霜参加。20世纪50年代,省、市接待元首级外宾的宴会,也多有安排粤乐作席间助兴演奏。从广东音乐研究组到广东民间音乐团,粤乐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主要有:整理记录了大批粤乐曲子,出版了两册《广东音乐》曲集;完成了具有艺术价值的传统名曲《八大曲本》的整理、研究和记谱工作;选择一批经过加工提高的曲子灌制唱片,畅销海内外,这批曲子至今仍是优秀保留曲目……
         音乐界人士怎么也想不到,正当粤乐处于黄金鼎盛时期,却被一位对粤乐存有很深偏见的主管领导撤销广东民间音乐团建制,使粤乐从1960年以后一直走下坡路。此后,虽在音乐界人士的强烈呼吁中,曾两度重建乐团,但不久又都被撤销建制。1994年后,虽云第四度已上马建立广东音乐团,尽管团的干部和乐师很努力,却因长期资金不足,真的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业务难有突破性进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地方财力的增加,政府支持文化事业的力度加大,建设一项艺术事业可以投入过千万甚至过亿元资金,搞一场粤剧交响乐音乐会也可开销一笔巨款,这是令人鼓舞的。广州市是历史文化名城,若把粤乐搞好了,完全可以成为走向世界的地方品牌。然而建设一个编制仅约30名的小团的经费却未能保证,未免令人遗憾和产生是否把粤乐看作是岭南艺术瑰宝的质疑。这个想法绝不是空穴来风,前不久全国知名粤乐家余其伟和一位文化主管领导谈话,询问可否为弘扬粤乐而给予政策倾斜。该名领导答得很干脆:“不能!因为粤乐不是世界文化遗产。”
         综上所述,粤乐能否振兴和重创辉煌,关键之一是是否把粤乐视作岭南艺术瑰宝而给予必要的保护扶持。

       粤乐是否有建立专业乐团的必要

         历来,对粤乐建立专业乐团的问题,公开持反对态度的人未见有,而除音乐界人士外,抱积极支持态度的人也居少数。为此,很有必要从理论到实践上作点论述,找出粤乐有必要建立专业乐团的具有说服力的理据,使现今第四次上马的广东音乐团能争取到起码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并保障今后不再遭撤销建制的厄运。
         我国国土辽阔,民族众多,不同地域都有可能孕育诞生出该地域的民间音乐,故我国民间音乐乐种不少。就一般而言,并不是每一个民间音乐乐种都有需要和有条件建立专业乐团的。粤乐有需要和有条件建立专业乐团是因为粤乐有着许多有别于其他民间音乐的特点和个性,这主要有:粤乐不是纯土生土长,也不纯是外来音乐在本地生根,粤乐是外省音乐文化(主要是中原古乐、弋昆牌子曲、江南地区的小曲小调)与本土音乐文化(民歌民谣)相融合,并受珠江三角洲的风俗习惯和语言的影响,经过漫长孕育阶段才诞生出来的乐种;粤乐的历史沿革是源远流长,但真正形成乐种至今只有百把年,是属于新兴民间音乐乐种;粤乐形成乐种的过程中,受到民族民主革命思潮的熏陶,并继承和发扬了岭南文化的“融汇古今、折衷中西”的特质,使粤乐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兼容性,而少有保守性、凝固性,乐种一经形成,即有能量广泛和大量吸收古今中外的一切可为己用的东西,经过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粤乐一经形成乐种,即大量地不断地创作出新作品,使新作品上升为本乐种曲目库的主体;粤乐是我国民间音乐最早吸收西洋作曲技法和吸收使用西洋乐器的乐种;粤乐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成熟鼎盛时期后,民间粤乐演奏活动蓬勃兴盛,民间乐社星罗棋布,人才辈出,涌现出多达约60名的著名演奏家兼作曲家,他们创作的作品,既具传统民族民间音乐风韵和地方特色,还富有一定的时代气息;粤乐能成长起来大批职业乐师,他们源源不断地被吸收补充进职业粤剧和曲艺团队,成了乐队的骨干力量……具有上述那么多独特优点和长处,这是我国别的地方民间音乐所没有所不能比拟的。
         深厚的群众基础铸就了粤乐顽强旺盛的生命力。其生命力由两个关键要素构成:其一是粤乐能培育出一大批优秀人才,能拥有一个由众多著名演奏家兼作曲家组成的群体;其二是粤乐创作繁荣,不断有优秀作品面世。优秀作品由优秀演奏家演绎,形成了粤乐的一气呵成,清新流畅,优美动听的独特风格,粤乐就不局限于诞生地的珠江三角洲,而扩展至广阔的地域,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拥有优秀人才和优秀作品,就使粤乐在迅速发展中具有自我调节,自我解决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也就是能解决好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关系。
         人才和作品是一个民间乐种兴衰的重大因素。历史上,粤乐的人才和作品都出自民间乐社,现今人们熟知和公认的粤乐代表人物,从“何氏三杰”的何柳堂、何少霞、何与年,“四大天王”的吕文成、何大傻、尹自重、何浪萍,以及丘学俦、梁以忠、陈文达、易剑泉、刘天一等著名演奏家作曲家,全都是从民间乐社中锻炼培养出来的。现今的时代前进了,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获得飞跃的提高,粤乐已不可能单纯从民间乐社中生长出高素质的人才和作品。新中国成立后各地兴办的大专音乐院校对培养民族音乐人才发挥了重大作用,例如可以培养出像余其伟这样的全国知名的顶尖人才,但音乐院校不可能去救活一个乐种。再者,粤乐现已衰落至处于全国民乐的中下水平,而且还日益拉大与全国民乐水平的距离。振兴粤乐的任务极其艰巨,任重道远。故不少音乐界人士提出,为了不让粤乐衰亡,为了粤乐振兴和重创辉煌,粤乐就很有必要建立一个专业乐团。
         粤乐的历史也证明,1953年至1959年建有专业乐团时期,粤乐就繁荣兴旺,取得如上文所述的辉煌业绩。在1960年以后被撤销专业乐团建制的时期,粤乐就元气大伤,急剧衰落。所以,建立专业乐团乃振兴粤乐至关重要的有效途径。

       是否实施正确领导

        有了专业乐团,绝不意味着粤乐必然会走向繁荣兴旺,因为这有着一个对专业乐团是否实施了正确领导的问题。在旧社会,每一种艺术的兴衰都是受到特定的社会条件的支配和决定的。在新社会,包括粤乐在内的各种艺术形式,都是党和国家文化事业的一部分,都能得到文化主管部门的领导,所以是否实施正确领导也是决定一种艺术形式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化部门管辖的文化艺术事业五花八门,要求领导人全面熟悉业务是不实际和不可能的。如果领导者作风民主,谦虚谨慎,不耻下问,多作深入调查研究,对待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这是可以实施正确领导和作出正确决策,起码不会出重大偏差的。然而,过去就有个别领导,他本人虽在某些方面有才华和特长,但对不熟不懂的事物也自以为是地发指令、瞎指挥,使事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1960年至今,我个人感到粤乐在这方面就有三个领导不当的事例。为了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下面无奈要列举出一些事实,这全是对事不对人,绝不是对个别当事人的针砭。
         第一个事例是原广东民间音乐团被撤销建制。1958年底,新到文化部门上任当主要领导的一位资深文学家,他对粤乐有偏见,也有家长式“一言堂”作风。他坦言自己一向对音乐界也有意见,并多次说自己早在30年代就和××、××(音乐界领导人)有过争论,但没说出争论了什么。他对粤乐一切唯传统是瞻,认为传统“五架头”演奏的《平湖秋月》、《孔雀开屏》这类节奏平和、曲调优美的曲子才是地道粤乐,对有快有慢、有强有弱处理的曲子他就反感。他视“五架头”五人小乐队为正宗,故他反对粤乐设有指挥。他不能容忍广东民间音乐团的20人乐队,声言要把它一分为二,再二分为四。于是,他武断地作出撤销广东民间音乐团建制的决定。在撤销该团建制时,也把该团易剑泉、黄锦培、陈卓莹、陈德矩四位集创作、演奏、研究才华于一身的最著名粤乐家,一个不留全给调走,其他人员则与市曲艺一、二队合并,组成广东音乐曲艺团。由此,新中国成立后开创出来的粤乐大好形势就给断送了,粤乐开始走向衰落。
         第二个事例发生于1995年以后,其情况恰恰和上一事例相反。有一位领导人以粤乐能否搞出如西洋交响乐般的作品,作为衡量粤乐工作是否有成绩的标准。在一次研究有关粤乐工作的会议上,这位领导人作指示,要求广东音乐团努力朝交响化的方向提高。又在举办的粤乐大奖赛中,因一时未有涌现出高质量的优秀作品,特别是没有涌现出交响乐般的作品,这位领导人就很不满意,认为大奖赛没成绩,就责难具体工作人员工作不力,没把大赛组织工作做好。
         粤乐是属于开放性的新兴民间音乐,不但不排斥西洋音乐,相反却从西洋音乐中吸取了大量养料,也吸收使用过大量西洋乐器。如果是交响乐团演奏粤乐作品,这是弘扬粤乐的大好事。又如果有作曲家能创作出交响乐的粤乐作品,这也应受到赞扬,也应承认是粤乐曲子。粤乐的作品应该不拘一格,可以容纳各种体裁和形式。但应看到,建设民间乐团与建设民族乐团是有区别的。粤乐作为民间音乐,应把握发展短小干练、旋律如歌,可奏可唱,适于在民间普及推广的作品为主体。如果把交响乐作为粤乐发展的方向,把粤乐搞成了交响乐,粤乐就产生质变,就不再是民间音乐了。
         第三个事例是关于如何给粤乐专业队伍的性质任务定位。这个问题也有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广东民间音乐团被撤销建制后建立起来的广东音乐曲艺团,当时下设三个演出队,规定第一队担负发展粤乐,第二、三两队担负发展曲艺。然而,领导却没根据粤乐和曲艺两个不同艺术品种给予分类指导,三个队的人数基本相等,又给三个队下达同样的演出场次和经济收入指标,这明显是不当的。曲艺历来演出队伍多,观众面广,曲艺队每天至少可演两场。粤乐是历史上首次组建专业演出队,观众面窄。曲艺生产流程短,一首粤曲只需一节半节时间合乐,上台可演12~20分钟,粤乐一曲需好几节时间排练,上台一般只演3分钟。而粤乐的乐队人数减至只比曲艺伴奏乐队多两人,这促使一队也多搞曲艺节目充斥时间,为完成与曲艺队相同的演出场次和经济收入指标而疲于奔命,不可能发展粤乐事业。
         吸取经验教训,粤乐建立起来的专业乐团,不应该视为单纯的演出单位,也不能期望从演出中获取太多的收入。粤乐团应该全面贯彻执行国有艺术团体所应担负的“创作、演出、研究、辅导”四大任务,按现代化艺术团体的要求,建立起科学的严格的练功、基训、排练以及业务考核等的制度。对四大任务的每一项都要制订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计划。为了开拓观众面和做好普及工作,应多安排送上门到工矿、农村和学校作低票价甚或是免费演出。再者,要建立严格的管理,要杜绝没有演出就无事可做,就等于自动放假,成员明的暗的热衷“炒更”捞外快等这些不良现象。而要保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办团经费基本得到保障。 

       粤乐创作成果是否不如旧社会

         毋庸讳言,粤乐创作成果不如旧社会是客观事实。其原因何在?本文试图从分析粤乐创作今昔对比中寻找答案。
         粤乐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成熟鼎盛期的主要标志是人才辈出、创作繁荣,群众性演奏活动蓬勃发展。这个时期唱片业的兴起对粤乐的普及推广发挥了重大作用。唱片商看到粤乐有利可图,吸引了众多唱片公司竞相灌制粤乐唱片推向市场,这反过来又刺激起粤乐家们竞相创作粤乐曲子的积极性。若作品能灌唱片,除作者有丰厚稿酬外,参与演奏灌片者也有经济收入。所以,20年代以来,粤乐演奏家们都醉心投入研究创作,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演奏家兼作曲家队伍,能有较优秀作品传世的约达到60人。当年的创作情况是:能成为高质多产作曲家者,只有吕文成等少数几人。创作的曲子不少,但只有一曲获得流行的粤乐家数量就较多,如丘学俦的《娱乐升平》、易剑泉的《鸟投林》、梁以忠的《春风得意》、崔蔚林的《禅院钟声》、邵铁鸿的《流水行云》、陈俊英的《凯旋》……还有不少粤乐家包括某位大名鼎鼎的名家创作的大量曲子,一首也没流行,全部成为废品的。现今粤乐曲目库中保存下来有乐谱可稽的近500首作品,是从无数的创作乐曲中经过淘汰筛选而留下的。
         粤乐在旧社会是处于自发状态,其兴衰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和决定。粤乐在新中国有党和国家的重视,也举办过学术研讨会和民间乐社演奏大赛,那为什么粤乐创作成果会不及旧社会呢?其实,这有着多种原因,起主要作用的则有:(1)粤乐界的前辈代表性人物及著名演奏家作曲家,绝大多数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定居于香港及海外,留居内地的人才力量单薄;(2)粤乐曾受建立专业乐团三次上马又三次下马的波折,元气大伤;(3)曾长期受“左”的片面强调文艺创作要为政治服务,要写重大题材,要反映阶级斗争等错误政策的干扰,使粤乐曾创作大量一瞬即逝,没有留存价值的曲子,“大跃进”年代又出现不少粗制滥造的劣品;(4)长期既没培养起专业创作人员,又未重视培养和组建起一支业余的兼职创作队伍……
         因为存在上述问题,故近十年先后举办的三次粤乐创作评奖,都没有老一代的创作经验丰富的作曲家参赛。参赛的大体属以下两类作者:一类是主要从事粤曲(个别是粤剧)伴奏的乐师,平时鲜有深入学习和钻研创作技法,他们较熟悉粤乐旋法,但对现代作曲技法掌握不深,创作出的曲子通常是较有传统韵味,但缺少突破和创新;另一类是从音乐院校和歌舞团培养出来的新音乐工作者,他们较擅长作曲技巧,但对粤乐旋法特色涉足不深,创作出的作品通常是较有新意而传统气息不浓。作者队伍力量单薄的状况,决定着创作大赛很难产生出题材好,又能达到传统与创新完美结合的精品。没有培养出相当数量的优秀创作人员,而企望通过创作大赛取得优秀作品,这如同是“不管耕耘,只问收获”,成果当然难会丰硕。
         创作大赛成果虽不丰,而认为创作大赛是没有成绩,是组织工作不力,这也是不当的。实事求是看问题,举办创作大赛能涌现一批作者就是成绩。如果在大赛之后能和作者建立联系,适时通过召开创作座谈会,请专家给他们辅导和作粤乐经典名曲分析等措施,对他们进行培训,帮助他们提高,假以时日,他们从创作实践经验积累中,完全可能产生出高质多产作曲家。创作大赛虽未能产生出精品,但获奖作品绝不是质量低劣之作,它与粤乐经典名曲有较大差距,但质量不在一般粤乐作品之下。问题也在于大赛之后,能否动员组织作者和演奏者对作品反复修改加工,使其质量获得提高。
         翻查粤乐史,粤乐创作确有一步到位,一举成功的作品,而通过长时间反复锤炼加工,硬把曲子磨成名曲的更不乏先例。如经典名曲《赛龙夺锦》,粤乐界尽人皆知其原始乐谱早在19世纪中晚期出自粤乐奠基人之一的何博众之手,传给其孙何柳堂后,经他邀约何与年、何少霞、陈鉴等一批名家反复修改提高,三易其稿,曲名由龙舟攘渡,改为龙舟竞渡,最后定稿取名《赛龙夺锦》,于20世纪20年代才成功面世。又如一些原不具粤乐风韵的曲子,如《小桃红》原是北方丧曲,节奏缓慢,曲调哀伤,经过粤乐家长时间的演绎加工,也就改变成一首曲调流畅,优美动听,与原曲气质截然不同的粤乐名曲了。所以粤乐大赛产生的作品,只要其基础不错,都有可能磨成优秀乐曲的。
         在旧社会,粤乐新作是很吃香的,质量稍佳的作品不愁没出路,唱片商抢着出唱片,书报商抢着刊入各种各样的琴谱曲集,粤剧粤曲立即吸收用作过场谱、气氛音乐和用作曲牌填词演唱,当年的电影默片多采用粤乐作为背景音乐,民间乐社也热衷演奏新曲,粤乐在各地的电台也拥有很高的播出率……现今的时代就不完全具备上述的条件了,而且现今的粤乐新曲是很难得到推广的,而作曲家演奏家和演奏团体不肯花时间和精力去修改提高去磨作品,这也是时下一个不容易克服的通病。
         要振兴粤乐,狠抓创作是完全对头和必要的。而要创作能出成果,也就要重视培养创作人才。虽然过去的创作大赛成果不尽人意,但创作大赛还是要坚持搞下去。通过创作大赛可以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有了人才,创作才能得到繁荣。创作与人才是相辅相成的,不能顾此失彼。在狠抓创作的同时,也必须狠抓创作人才的培养。

       民间乐社是否兴旺是粤乐兴衰的重大标志

         民间音乐的根植在民间,根深才能叶茂。一个乐种的传播普及是否广泛,群众基础是否深厚,这也是一个乐种兴衰的重大标志。粤乐的根子在民间乐社,故分析民间乐社今昔的变化也可窥见粤乐兴衰的状况。在民间乐社蓬勃兴旺时期,粤乐就能繁荣发展,在民间乐社萎缩时期,粤乐就走下坡路。
         笔者仅从涉猎过的少量地方文献及古籍中,即了解到珠江三角洲是一片音乐沃土,有着悠久的音乐文化。粤乐就是受到我国中原传统音乐文化及岭南本土音乐文化的滋养和哺育,诞生于珠江三角洲这片沃土的。岭南名士屈大均在其《广东新语》中说:“粤俗好歌”。其实,这个“歌”也包含“乐”,即粤俗也好乐。明、清以来,珠江三角洲民间盛行器乐演奏,不少人按自己的喜爱和经济条件购置一两件价格高档的古琴、筝、琵琶、扬琴或价格便宜的椰胡、秦琴、箫笛之类的乐器,闲时在家演奏自娱自乐。珠江三角洲水乡河涌纵横,炎热天气时间较长,年轻小伙子们喜欢在河边搭凉棚群居,每当入夜从座座凉棚传出的管弦之声此起彼伏,很是热闹。女青年们则喜欢到“姑娘屋”群居,座座“姑娘屋”也不时传出木鱼歌或“叹情”的诵唱。群众性的器乐演奏活动的蓬勃开展,必然孕育产生出众多的民间乐社。粤乐形成乐种后,因不断创作出大量优秀乐曲,这又促成民间乐社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而民间乐社的兴旺也推动粤乐走向繁荣,两者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
         20世纪20年代,粤乐开始进入成熟的鼎盛时期,民间乐社的发展更扩及全国许多城市以及海外有粤籍华人聚居的地方。从清末开始,仅广州拥有知名粤乐演奏家作曲家且影响较大的民间音乐社,就有民镜、济隆、庆云、素社、小蔷薇、律吕源、晨霞、角社、省国乐研究会等一大批组织。上海因有60万粤籍人口,粤乐代表性人物吕文成、尹自重、何大傻以及钱广仁、杨祖荣、高毓彭等许多粤乐家都曾在上海开展粤乐活动,他们的好些曲子是在上海创作问世的。当年,上海的中华音乐社、精武体育会粤乐部是著名的粤乐活动中心。粤籍人口较集中的虹口区,也有广东浸信会等多个又奏粤乐又唱粤曲的民间乐社。当年的上海成了粤乐发展的第二个基地,曾培育出陈俊英、陈日英、陈德矩、甘时雨、李叔良等粤乐人才。距广东最远的东北大地的人民群众十分喜爱粤乐,曾产生过众多演奏粤乐的音乐社。沈阳知名音乐家霍士英曾对粤乐在东北地区的流行情况作过一次调查,得知在东北曾出现过6个组织较健全、水平较高和影响较大的粤乐社,这就是:长春以王玉平为代表的薰风音乐社,齐齐哈尔以王昭麒、王昭麟兄弟俩为代表的古风音乐会,海拉尔有北风音乐会,沈阳以李古乔为代表的金风音乐会和以霍士英为代表的梧桐音乐会,营口以王沂甫为代表的春风音乐会。此外,东南亚诸国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不仅有音乐社,而且还出现有历史超百年至今仍坚持活动的著名音乐社。从上面列举出的局部事实,足以说明在20世纪20年代以来,粤乐是我国最具活力和最繁荣兴旺的民间音乐。
         现今振兴粤乐,人们要看到和承认以下两个事实。其一是20世纪中晚期以后,各种各样的新兴娱乐事业潮水般迅猛发展,而音像器材和制品又日新月异并进入千家万户,人们的文化生活娱乐活动丰富多彩,故振兴粤乐不可能恢复达至历史的繁荣程度。其二是粤乐现今只是衰落,远不是衰亡,只要有关领导部门能真正把粤乐视为岭南三大艺术瑰宝之一,着力给予保护扶持,振兴粤乐还是大有可为的。
         振兴粤乐完全可以采用振兴曲艺的成功经验。曲艺也曾深受“左”倾祸害,“文革”期间,也是专业与业余队伍一窝端,全被禁止。“文革”后,振兴曲艺是从抓群众基础入手的。当时,先是荔湾区文化局大力扶持民间曲艺“私伙局”,连续每年办一次“私伙局”大赛,取得可喜成绩。我国著名音乐家,原中国音协副主席、中央乐团团长李凌对荔湾区扶持“私伙局”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说“由此可以看到我国国民音乐教育的希望”。1985年后,该项活动升格由广州市文化局主办,每年由市属各区、县文化局轮流具体承办搞全市性“私伙局”大赛。这样坚持不懈下去,曲艺事业终能逐渐复苏。“私伙局”又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专业队伍也已恢复到人才辈出、演出繁荣的程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民间乐社和“私伙局”在不知不觉中被人们看成是同一样的东西,是同一事物的两个名称。既成事实已很长时间了,现今似无必要硬又再把其区分。由于近年纷纷建立的“私伙局”大多数是以唱粤曲为主,奏粤乐为次的社团,它主要是弘扬曲艺的群众基础。为避免产生错觉,以为现在的“私伙局”也已解决了弘扬粤乐的群众基础,故在此有必要对民间乐社与“私伙局”两者的关系及其来由作点叙述。
         听已故著名编剧家兼粤曲粤乐名家陈卓莹说,一伙人拿着私人的乐器到私人的家宅内演奏(唱)称为“开局”,如果这伙人成为比较固定的组织,就称为“私伙局”。这个解释没有错,但其名称仍有个相对的来历:清代一些富有大户人家,邀请民间艺人到府内的厅堂唱曲,好客的主人在门口挂一灯笼,表示欢迎邻里和亲友前来听曲,若取下灯笼则表示已满座或唱局已完。这种唱局称为“灯笼局”。若一伙人自娱自乐“开局”,不欢迎外人听赏的,为区别于“灯笼局”就称为“私伙局”了。还有一种是纯一家人内部自娱自乐,外人不参与的则称作“家庭私伙局”。300年前,番禺籍著名诗人和琵琶演奏家王隼(1644—1700)就和他的妾侍、女儿和女婿组成一个一家四口有弹有唱的典型“家庭私伙局”。早期的“私伙局”,大多没有名称,以唱曲为主。因伴奏乐师都熟悉粤乐,故也间中奏一两首已流行的曲子,他们一般不会花时间和精力去操排新乐曲的。
         民间乐社是在群众性器乐演奏活动中发展起来的。500年前,中山籍著名广东文献学者、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黄佐(1490—1566,明武宗正德十六年进士),为检验自己的乐论著述,在他的学生中组织起一支民间乐队。这是从地方文献记载中得知的在珠江三角洲最早出现的民间乐社了。民间乐社大都有个名字,如上文所说的诸如济隆、民镜、晨霞、律吕源……民间乐社主要研究和演奏粤乐,因乐师们大多也熟悉甚至精通粤剧粤曲腔调,故也间有唱粤曲的。个别民间乐社还喜欢邀请著名唱家到乐社唱曲,由乐社乐师伴奏。因为现今的民间乐社也都称为“私伙局”,故需明确当今要扶植粤乐的群众基础,就是要扶持以演奏粤乐为主的这类“私伙局”。要振兴弘扬粤乐,就必须如当年抓振兴弘扬曲艺的做法一样,多举办民间乐社大赛。只要坚持办下去,相信一定能取得成效。

         结束语

         自1953年建立广东音乐研究组开始,我因工作关系与粤乐结下很深的情结,粤乐的兴衰深深触动着我的神经。最近从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第8期会讯中,看到我尊敬的老首长欧初同志提出“要研究如何把‘广东音乐’推向世界的问题”,勾起我满怀感触,不禁奋笔疾书,写出这篇可能是长而不当的文章。提起弘扬粤乐的问题,我总有说不完的话。粤乐的根深深植在民间,我不担心粤乐会衰亡。但粤乐陷入衰落的时间越长,振兴粤乐的难度越大。我写完这篇文章后,脑子中不禁浮现出一个幻想:如果现今的领导们能珍惜粤乐这一岭南艺术瑰宝,又如果现今粤乐能像新中国建立初期有一大批首长的关怀重视,粤乐就必当能振兴和重创辉煌。     (黎 田) 

(载于《广州音乐研究》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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