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岭南文化精神高扬都市文学旗帜
 
2007-07-12
 


 
        2007年5月22日,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5周年之际,广州市文联在广州大厦举办了“广州文学研讨会”。这是广州市首次全面探讨广州文学问题的专题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广州文学的现状及未来发展、广州文学如何借助岭南文化树立自己的流派风格与形象、外来作家如何融入本地写作、从广州作家看广州文学的优势与局限、广州文学(岭南文学)与京、沪、湘、巴蜀、秦等地文学的比较分析、新时期广州文学如何自觉地有意识地挖掘和体现岭南文化等本地文学界普遍关注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以下是部分与会专家的发言摘要。

        叩问岭南就是叩问中国当下的新文化

        黄树森(著名评论家、原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1981年,《广州文艺》、《花城》共同创办了《南风》文学报,这份报纸给广州文学留下了一些值得纪念的“东西”:我们说武侠小说首先是从广州引入到中国来,实际上就是从《南风》报上刊登梁羽生的《白发魔女传》开始,此后,武侠小说“扫遍”了中国大陆。因此,可以说广州的文学界以及文化界在中国的开放改革中,是一个桥头堡,广东观念能够覆盖全国,是从广州这个城市开始的。广州的这一段历史,在中国的文学史以及文化史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岭南新文化的发源地。章以武的《雅玛哈鱼档》最早表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的个体经济。1984年,电影《雅玛哈鱼档》在北京大学预演的时候,北大的全体观众起立,高呼“广东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历史证明了这个预言。还有成浩导演的《外来妹》、欧伟雄的小说《商界》,都成为了开创中国反映农民工生活、最早反映中国早期商品经济生活的的影视和文学作品。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广州包括广东的文化发展所走的是一个马鞍型轨迹。大约是十年前,它就开始往低处走。明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我觉得应抓住这个机会,对广州这个岭南文化的发源地,也是新岭南文化的发源地,对广州包括广东的观念,作出历史的回顾和总结。叩问岭南就是叩问中国当下的新文化,也就是说中国当下的新文化,就是从岭南这里走出去的。我觉得岭南文化的海洋意识、德商伦理、平民色彩,需要进一步的总结和张扬。

         落潮之后是涨潮

         谢望新(广东省作协副主席、《作品》主编):广州文学对广东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性贡献,首先是它树起了三座思想的界碑:一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广州文学界举行了社会主义爱情悲剧和社会主义悲剧的讨论,在那个时代,它除了理论的勇气,还包括了主政者的人格力量。二是在这之后,广州在全国最早进行了都市文学的倡导,包括后来讲的新都市文学理论的研讨。三是,广州的思想文化艺术界进行了岭南文化传统下广州文学自己的文学风格、个性的一种研讨。
         广州文学界在文学创作上,也有自己的标志性的作家和作品。中国新时期文学一个先驱性的作品就是章以武的《雅玛哈鱼档》,之后还有欧伟雄的《商界》,我认为茅盾文学奖忽略了广州的长篇小说《商界》,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历史性错误。我认为《商界》是在茅盾的《子夜》、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之后,第三部最早写到中国的新时代新世纪,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这个转型时期的一个代表性的作品。在他们之后就是张欣和张梅的作品。
         广州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差异:首先,从文化中心的角度作一比较,早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广州已经作为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大文化中心之一;其次,从行政区域这个角度来比较下广州文学的地位,按照以前的行政区域的建制是六大行政区域,北京、上海甚至包括直辖市的天津,它们形成了各自的中国文学的强劲的队伍或者一个集团。第三是经济和文学的差异,广州的经济发展位于全国前列,但是广州的文学的声音太微弱了。
         最后,提三个建议。首先,希望广州能够出多一点、写多一点典型的现代城市特征和内涵甚至魅力城市的作品。广州文学创作应有大都市理念这样一个灵魂。第二,要充分关注移民作家的创作。最后,广州要出自己的文学的批评家和理论家。

         营造岭南文化底蕴 高扬都市文学旗帜

         饶芃子(著名评论家、原暨南大学校长):广州文学要营造出我们自己的品牌,拥有自己标志性的东西,拥有全国文学界不能忽略的自己的优势。因此,我认为:首先,广州文学应与整个岭南文化的传统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在文学中既要承传岭南文化的传统,又要发展岭南文化的传统。广东地处边缘,岭南文化的根当然是来自中原,但由于中原的根来到了这个边缘的粤地,它就能够广泛地接触各国各地的文化,所以融进了许多外来的文化,形成了一种比较包容、比较新颖、比较不同于内地的东西,形成了岭南文化最显著的一个特色,就是它能够广纳各种不同的文化,呈现出一种兼容并蓄、开放多元的格局,同时它是以人为本的,它是跟整个人生、人们的具体切实的现实生活密切在一起的。总之,岭南文化的这些特性,与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中的社会是吻合的。广州的文学创作,要承传并弘扬岭南文化,就要求在我们作家的心里,让岭南文化成为我们文学创作的底蕴。二、广州文学应弘扬都市文学,广州本身就是一个很有当代性的大城市。文学要面对广州大都市的现实,人们的生存状态,人们的精神在整个城市激烈变化发展过程中,它的裂变、它的演进乃至于它的发展,要真正把这个动态的过程,反映到我们的文学里。
         广州文学要做大做强,应做到做好“三个互动”:一是文学与各门类艺术形式的互动,这种互动将十分有利于扩大文学的影响力;二是雅俗互动,即专业作家的创作跟民间文学以及具有岭南文化意蕴的作品的相互结合与支撑;三是内外互动,改革开放以来,广州既吸引了不少内地作家成为新客家人作家,同时也有一些本土作家或业余作家迁徙、流散到世界各地,这将十分有利于广州文学创作的交流、碰撞和融会出新。在这种种的交流对话当中,广州文学将会获得一些新的东西,让我们广州的文学不仅走向北京、走向全国,还要走向海外,这是我们的优势。

         重新亮出岭南文派 
         黄伟宗(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广州文学如何借助岭南文化树立自己的风格、流派与形象,我认为本身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很大胆的、是要有勇气的,而且也是有广东特点的。从五、六十年代《三家巷》的发表,到改革开放初期的《雅玛哈鱼档》,我都亲身参与,中间也做了一些扶持的工作。在我的印象里,这五十年来,广东从来不敢提自己要建立流派,而且反对的声音比提出的声音强烈。五十年代,《文艺报》专门介绍了《羊城晚报》的副刊“花地”,第一次提出了“岭南散文”的概念。当时,《三家巷》也正在“花地”连载。可以说,那个时候,广东是以有岭南散文、也有《三家巷》这样的地方风情的文化为荣的。当时有人就想趁“岭南散文”的提出与肯定,顺势推出“岭南流派”,但是遭到了反对。当年周扬来广州,提出广州可以成为中国三大文化中心。因此,在五、六十年代,广州错过了一次提倡流派的机会。到了八十年代,广东召开了第一次创作会议,作家吴有恒在会上作了一个题为“应当有岭南文派”的专题发言。“岭南文派”提出的依据,是岭南有一批作家写了一批华侨的题材,如杜埃的《风雨太平洋》、陈残云的《热带惊涛录》以及秦牧的写古巴的作品等等,从这些题材角度来看,已初步具备了某种流派的元素。当时,我也写了一篇文章拥护“岭南文派”,但后来的讨论又不了了之。再后来,就是《雅玛哈鱼档》和《商界》相继诞生,这是广东继“伤痕文学”之后,出现的又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高潮,在这个时候,同时又出现了打工文学、城市文学、都市文学、新军旅文学等等。这一段时期,可以说是广东文学也是广州文学最红火的时期。但是也没有人提出过广东、广州建立一个什么岭南文派或者是流派,没有人敢提这个事情。总之,我认为,广东的历史、广州的文化历史是完全可以自己倡导一个流派,而且我觉得到现在也应该敢于倡导这个流派。

          深入生活,潜心创作,精心策划

         章以武(广州大学教授、原广州市作家协会主席):最近我深入清远市采访两个月,主要是要创作一部表现清远市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发展变化的电视连续剧。这次深入生活,有许多新人新事令人感动甚至给人以强烈的思想上和心灵上的冲击与震撼。结合我以往个人的创作体会,对作家来说,“生活”确实太重要了。而当前,我感到我们许多作家还是欠缺“生活”,对当前社会各种形式的生活缺乏真切的了解、参与和感受,这就直接导致作家的作品没有生活,或者说是严重失真的生活。一个作家如果没有生活,不深入下去看一看,那是很难写出能够表现我们时代的好作品,也难以创作出真正受欢迎的作品。作为作家,深入生活,积累生活是前提。创作要沉得住气,不能浮躁。
         作为文艺管理部门,要重视并善于策划。比如说历史题材的中山纪念堂,现实题材的南沙新区的建设等等都是绝好的创作题材,很值得广州的作家们花精力去挖掘和反映。

         南方精神与南方文学

         陈实(广东省社科院精神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目前本人正好在写1979年至2000年广东文学志,对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广东文学有了一比较清晰的梳理和了解,发现广州文学界在改革开放之初,为广东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不仅贡献了《雅玛哈鱼档》和《商界》这样有全国影响的作品,而且还提出了很多观念,包括在政策上、体制上的一些新的观念。南方精神与南方文学,实际上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就已经提出并讨论的一个话题。南方精神已从岭南地区特有的地域文化的概念生长成为一个当代文化里的术语,它代表着发展,代表着现代。南方文学从欧阳山、陈残云,从章以武,一直到陈国凯最近的《大风起兮》、吕雷的《大江沉重》、到张梅的《破碎的激情》、到张欣的《深喉》、到梁凤莲的《西关小姐》等等,这些都已成为南方精神最生动的言说和表现。我想以广州三个女性作家为例作具体说明,张梅、张欣和梁凤莲,她们三个人的写作风格不一样,但是从生活的姿态到创作的姿态,都充盈着很鲜亮的南方精神。有评论家说北京的书写者是王朔,上海的书写者是魏微,武汉的书写者是池莉,西安的书写者是贾平凹,那么,广州的书写者,我觉得就是张梅、张欣和梁凤莲。张梅,从精神到心灵到文本,都是很灵性的很自由的,从张梅的作品里面,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时代的转变,一个观念的发生,一个城市的发展,一个社会的进步,尤其让我们感受深刻的是一些观念性的东西正在这个社会、这个城市朝气蓬勃地生长着。张欣与张梅不同,她的小说是当代南国的生活节奏,是当代南国的密集世界,是当代南国的流行风和口头语,她的小说里面,最主要的是有行动,永远都有行动着的人,无论是早期的小说《梧桐,梧桐》、《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中期的《如戏》,到现在的《沉星档案》、《浮华背后》、《深喉》等,里面的人不会是夸夸其谈的、不会是白日做梦的、不会是坐而论道的,都是去干的、去实践的,很体现广东南方的这种精神。
         综观改革开放三十年南方文学,其之所以鲜明地体现了南方的精神,这也是与岭南文化的人本性、建设性、创造性、兼容性、民间性等等传统特性有很大关系。广东、广州最主要的就是应该在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事物发展上为全国提供更多的东西,广东、广州的文学也应义不容辞的表现这些新的东西。

         关注广州移民作家

         李凤亮(暨南大学博士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广州对全国的写作者非常有吸引力。既有扎根广州时间比较长、在传统作家体制当中的专业作家,也有九十年代以后南下的一批新客家的非专业的写作者,这些非专业的写作者当中,有些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实力,进入了作协的文学院体制,成为聘用制的作家,更多的人则分散在社会各个阶层,将写作作为自己观察这个城市、了解这个时代的神秘的通道。我这里所谈的外来作家,主要是指这些比较年轻的新客家的写作者,特别是70后的写作者,他们作为当前写作者当中比较活跃的一群,影响正在不断地由广东向全国辐射。这些新客家的文学,不仅为广东的当代写作赢得了尊重,甚至还蕴藏着广东文学今后十年之内可能有的潜力和成就。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从近几年广东作家在全国性的文学评奖中的表现可以看出,上个月公布的2006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当中,广东的三位70后的作家魏微、盛可以、黄咏梅的三部小说,分别进入了中短篇小说前十名,这三个人分别来自江苏、湖南和广西。
         根据我对广东、广州这批年轻化、知识化的新的移民作家写作的观察,他们的创作实际上也充满了困难,他们还在挣扎。移民的写作蕴含着一种辩证法:他们对移居地有着既想融入又抗拒的过程或者矛盾。抗拒来自他们原有的文化身份的一种保护意识,融入则是一种新的生存状态的需求。因此,这种移民的流散的写作无法真正形成一种比较统一的状态。一般来说,写作者新到一个城市,会有三到五年甚至于更长时间的适应过程。在此期间,他们写作的题材常常是指向过去的,但在适应了新的生活后,则可能出现分化,有的人可能继续指向过去,有的人也可能指向当下的移居地的生活。因此,新客家的写作一般有两类情况,一种是根性的写作,作家一直顽固地坚守自己的写作题材、自己的写作语言、表述方式和写作风格,比如老一辈的范若丁,年轻一辈的盛琼、魏微等;另一种就是跨越的、融入的写作,它指向广州的当下和未来,比如盛可以、黄咏梅、张蜀梅、姚中才。
         我对这些移民作家的建议是:从移民的生活当中寻找新经验。也就是说,对移民作家的写作来说,应该更积极地看待移居地的生活,应该将这种新的生活体验升华为自己创作的新的资源。广州近年来引进的东北的作家鲍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谈到过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自从我2003年来到广州,我就一直在思考自己的创作,寻找新的创作方向,我决定从一个外乡人的角度,来描述市井的广州。鲍十的这种思考,代表了不少新客家写作趋向的一个变化。

         广州文学要进一步重视和提高传播性与接受性
         何龙(《羊城晚报》文艺部主任):今天的社会是信息时代,也就是各种传播媒介十分发达,并对社会产生广泛深刻影响的时代。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传播媒介在文学创作与文学传播过程当中的作用。过去,在低传播效率的情况下,写作可能是非常个人化的,但在今天高传播效率的社会语境之下,写作就不完全是个人的,将会越来越公众化,因为它要强调接受。当前,我们很多作家还是往往陶醉在个人、自我为中心这样的写作情景当中,而没有考虑到现在社会公众、社会读者会不会接受你的东西,假如你的作品完全得不到接受的话,那就可能成为一个文字垃圾,可能成为印刷的垃圾。因此,广州的文学创作,如果想提高一个层次的话,就不能不考虑到作品的传播性和接受性。

         广州文学的优势与局限
         钟晓毅(广东省社科院哲文所所长):广州文学的优势:一是队伍比较整齐,梯队合理,男女作家的比例也较恰当。广州还出现了一个女作家群体,这也是广州文学比较值得骄傲的地方。二是广州文学的基调比较潇脱明朗,它秉承了传统岭南文化的特性,同时又是与改革开放的时代氛围相吻合的。三是广州的都市文学创作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与优势。四是广州文学充满着活力,还表现在它的多元的出击与影响的覆盖面。五是殿堂的意识与民间的立场结合得比较好。也就是说广州既有体现岭南平民性文化风格与民间立场的作品,也不乏全国影响的主旋律的作品。总括来说,广州文学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与时偕行、与时俱进。
         广州文学的不足与局限:广州文学一方面比较贴近现实,但这里有一个矛盾,即贴近现实与超越现实之间的度如何把握的问题,这是值得今后广州文学创作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文学对于现实既有紧密相联的关系,也有对现实超越的一方面。第二个不足是它的思辩力相对感知力较弱一些。第三个方面是文学创作品牌的意识还不够强。

         广州文学的选择与出路
         罗宏(广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发展简单地说,其实就是两条路:一条路就是走市场经济的文学发展之路,也就是说文学也应有根据市场经济的需要来进行生产、包装甚至是炒作的一面。这里面就要考虑时代的因子、传媒的需要、大众的接受心理等等。在这方面运作得最好、最典型的就是“两余现象”:余秋雨和于丹,他们之所以成为了当代的文化英雄,就是因为他们的产生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游戏规则、符合这个时代的需求。另一条路就是作家老老实实地守住自己,象张承志、贾平凹这样的一条路。守住你自己就是守住你的个性,守住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那种独特的感觉,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要做一个“真人”。广州文学的发展应从这两条路中去思考、去得到启示。( 陈晓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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